1994：启蒙老师是外资

　　北京的居民在1994年举酒碰杯时，大概已经感觉到了一些单调，昔日让北京人引以为豪的“北京”、“五星”等知名品牌竞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柜台上的北京货只剩下了“燕京”与“七泉山”。

　　据当时媒体报道，北京几家啤酒企业在合资前都是债台高筑，有的甚至已经资不抵债，“五星”啤酒正是在债务的困境下与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合资的。有百年老字号之称的“五星”啤酒是我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啤酒企业，然而自从拨改贷以来，“五星”消化不了利息负担，背上了5.4亿元的债务，“五星”与美国大财团的合资正是在它最不景气的时期达成协议的，美方控股60％的中美合资北京亚洲双合盛五星啤酒公司应运而生。

　　在上海，市民们也在目睹洋品牌大量上市的同时发现原有的“上海”、“光明”、“天鹅”等名牌啤酒越来越少了———上海市的5家啤酒厂业已全部合资。

　　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只不过是全国啤酒行业合资热潮的一个缩影。世界各地的啤酒商们无不对中国这块潜力无限的市场垂涎三尺。

　　法新社当时评论道：“中国本地的10家主要酿酒厂只占这一很不健全市场的14％。10多家外国酿造商正准备在中国一决雌雄，参与竞争的还有中国地方上的800家酿酒厂家。”>>“钱啤”现象“中国的啤酒市场早已布满杀气。”当时一家媒体如此形容。事实上，仅凭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外资啤酒公司登陆中国伊始的情景：美国的AB(安霍伊泽-布施)公司利用青岛啤洒公司股票上市之际，买下了5％的股份。之后，这家世界最大的啤酒商又投资上亿美元兼并了武汉中德啤酒公司，生产百威啤酒；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已控制了北京五星啤酒公司60％的股份，与其共同参资“五星”的美国米勒公司取得了4％的股份；日本朝日啤洒公司在杭州等地合资建厂的同时，取得了北京啤酒厂和烟台啤酒厂的控股权；在北京失意的荷兰海尼根公司同上海益民福州第一家啤酒厂合资，并与新加坡虎牌啤酒公司合资组建亚太啤酒集团，准备在海南投资建厂；英国的巴斯公司取得了吉林金斯伯啤酒集团55％的股份；法国一家公司已经取得了曾经红极一时的“豪门”啤酒公司的控股权；丹麦嘉士伯公司通过其香港的子公司买下了广东惠州的一家现代化大型啤酒厂；……

　　据统计数据，1992年以来，通过合资、合作、租赁、许可生产、独家代理等形式在中国登陆的国际著名啤酒公司已经超过20个。

　　纷纷涌入中国啤酒市场淘金的洋品牌们几乎遵从同一模式：选择—家中等规模以上且已颇具竞争实力的啤酒厂，通过合资、收购或兼并加以控股，然后把自己的洋品牌推向市场，正所谓“借壳入市”———无需筹建新厂，也无需从头开辟营销渠道，在中方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之上，洋啤酒轻而易举地在中国遍地开花。

　　正当全国啤酒行业面对合资潮的冲击而困惑时，浙江新闻界对钱啤集团的报道给啤酒行业带来了新思考。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钱啤集团为了光大“中华”、“钱江”两大国货品牌，已经多次谢绝合资，并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市场扩张及品牌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华啤酒是浙江江都市市场上仅存的能够与洋啤酒抗衡的国产啤酒。

　　钱啤从1979年的一口锅炉、一口深井起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好不容易创下了这份七个多亿的家产和“钱江”、“中华”两个品牌。但是到了1994年，钱啤和中国啤酒行业，甚至中国整个的民族工业一样，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在当时，面对着许多到中国市场来淘金的国际品牌，也是国内企业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中国的企业要生存下去，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阵地，要么临阵易帜。然而一味的依赖与外资企业合并，或者坐等被外资企业“吞并”，并不能改变中国“品牌”改性之痛。“我们缺资金、我们缺技术，我们更缺乏的是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北京五星啤酒集团总经理赵惠臣在与美国公司合资后，面对企业的亏损，动情地说：“导致企业亏损更大的原因在于，企业合资后员工的素质、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更新，有的干部遇到矛盾，还是习惯找政府要办法，想不到或根本不会白己动手解决。”“面对啤酒市场正在展开的激烈竞争，我们的民族产业必须具备现代观念以对抗跨洋而来、羽翼丰满的强劲对手。”钱啤集团总裁黄伟成在那个年代，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做出了坚定的抉择：钱啤肯定要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啤酒的品牌必须保留和光大。

　　黄伟成所做出的一个个决策都是经过仔细权衡的，他向处在困境中的中国民族企业家们，讲述了一位中国企业家的不凡志向：“我们的志向不仅仅是推销几瓶啤酒，那只是推销商的志向；我们要向世界推销的是一种精神———中华精神，推销一个个中国现代企业的强大形象。”

　　在哪个风起云涌的开放年代，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外资势头，黄伟成的“宣言”道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心声，也道出了中国民族企业振兴的希望！>>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市场活力来自竞争，没有竞争就难有发展。跨国公司的进入使中国本土企业在没有走出国门就体会到了国际竞争。在与跨国公司的同台竞技中，一批中国企业倒下了，更多的中国企业站起来了，练出了钢筋铁骨。本土企业践行一条“干中学、学中干”的道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正是外资企业。

　　外资的引进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适应劳动力密集的国情，我国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引进和开发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的生产技术，用十多年的时间满足了国内市场庞大需求。中国工业在引进中开始升级，生产、管理水平由20世纪50年代跃入80年代。30年来，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带动大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造，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脱颖而出，一批具有先进经营思想的管理人才成长起来。

　　北京街头，麦当劳、肯德基与成都小吃和平共处；冷饮摊上，和路雪、雀巢与蒙牛、伊利共存。“水淹七军”之后，一批新的品牌脱颖而出。“农夫山泉”成为市场新星；汇源通过短短几年的发展，成功在香港上市。

　　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引进，到90年代的大反攻，家电业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到崛起的过程。海尔、长虹等已经获得了国内市场的主导权，而且产品大量出口。

　　中国本土的电信制造企业从一开始就在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一大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的环伺下，接受着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国内任何一个电信项目的招投标，必定少不了跨国公司参与。要想中标，就必须先战胜他们，然后才是自己本土企业的竞争。恰恰是在成长时就经历了高起点的竞争，大浪淘沙后存活下来的企业，生命力才是顽强的。

　　作为本土电信制造企业，华为、中兴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改变了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两个企业的国际化征途也迈出坚实的步伐。其中，华为已经成长为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海外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企业总收入的50%。

　　很欣慰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目睹了长虹迅速崛起的英姿，科龙将实验室建到日本的气魄，“红高梁”挑战“麦当劳”的勇气……虽然，日后真成大器者，不一定是它们，或不完全是它们，但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让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明显地感到：曙光在前！

　　（文章来源：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