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资撤离：“候鸟企业”的“雁行”形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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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鸟企业”的“雁行”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纷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之近年来GDP及招商引资骤然成为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追求任期内（一般为5年）经济指标好看、政绩数字增长几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主管官员的所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在短期内出经济业绩，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动用人员和条件、给出各色优惠便利招商引资。由于一定时间内资金的供给相对稳定而众多地方竞相招引，招商引资的难度不断加大。强烈的政绩压力和冲动、相对宽松的行政环境、缺乏足够监督约束的权力、较多的资源掌控支配促使地方政府拉开了一场遍布全国、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招商引资优惠比拼竞赛”。

　　正是因为各地政府为招到商、引到资而竞相“讨好”商资，给出了各种五花八门、或明或暗的优惠政策，且相互攀比、你无我有、你有我多，诱使、驱导投资商投政府、官员之所好，纷纷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投资（或实或虚）。而限于国家法规和社会关注，除了那些一次性交易优惠外，对招商引资开出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有一个期限。

　　因此，相当部分的投资企业就充分享用期限范围内的优惠政策，待优惠政策期结束后又得到异地优惠暗示，就毫不迟疑地纷纷外迁，因为新的优惠收益大于搬迁成本。

　　人们往往都将这类经常忙于“搬迁”的企业称之为“候鸟企业”。

　　这些“候鸟企业”利用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急迫需要，追逐优惠政策、资源而投资设立，待优惠政策期限临近就像候鸟一样迁走，哪里有优惠政策就飞向哪里的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一国要素成本将会相对快速地上升，国际资本也将随之不断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伴随着产业转移而兴盛或衰退，以及某一国家内部各种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雁行”形态，最佳的例子正是二战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及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竞争力变弱的生产技术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而到了八十年代，在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纷纷转移到中国内地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各国。

　　二十年过去了，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也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在鞋帽、服装、玩具、日用品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很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变成“越南制造”或“柬埔寨制造”。

　　这一轮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的外资转移，或者更严格地说，低端外资项目外迁的现象，从更大的范围看，反映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业转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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