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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的物种危机:中国种子基因成美国专利 (3)

汪孝宗

2011年06月14日08:09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的一处育种基地



  国内种业“三十难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 年《种子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国注册500 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8700多家种子企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3到5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其是种子。中国种子公司承担着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的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的人同意没有意义,就都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而登海种业总经理李小霞呼吁,国家应完善农作物育种、生产和监管体系,加强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中国制造“种业航母”

  为加快国内种业发展,国务院在4月18日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希望把商业化育种能力,逐步地向企业转移,因为我们的研发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万建民认为,但像中国种业集团、隆平高科、登海种业、敦煌种业等等国内企业,他们有没有能力迅速地占领商业化育种市场,目前还很难说。

  李绍明也指出,转基因育种中,现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基因的克隆和构建这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导入到育种材料中,现在国内只有7~8家公司具备这种能力。

  万建民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希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因此,万建民建议,国家应尽快引导、扶植、培育3~5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民族龙头企业,把国内的种子资源控制起来,保持国家对种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种业竞争。

  “而且成立一个还不行,要有两到三个,这样才有相互竞争,并将现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转移、整合。”万建民说。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要命的是“中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1%还不到,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在研发投入上,跨国公司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如孟山都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为105.02亿美元,而研发投入高达12.05亿美元,先锋公司研发投入也高达16.51亿美元,甚至比一个国家的投入都多。

  万建民介绍说,过去,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一直不足,只占农业产业GDP的0.6%~0.7%,甚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现在国务院批准了农业转基因的一个重大立项,15年中央财政投入是120亿,就这点钱大家还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还有,我们的企业都很小,不可能拿出更多钱来搞研发,而且它的投入都要10年、20年后见效。整体的研发投入少、周期长,让我们去跟孟山都、杜邦先锋去竞争,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万建民直言道。

  对此,张铭堂也颇有同感。他建议,“国家应选几家有希望的、年轻、有潜力的公司,帮助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体系,做大做强,成为中国领军的企业,这样才能和孟山都这样大的公司抗衡。”

  “我们应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育种体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但是路走的对的话,可以追得比较快。唯有这样,我们在将来才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我们永远都在它的后面。”张铭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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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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