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在哈佛

　　幾乎是一夜之間，牛根生從一位中國家喻戶曉的企業家，變成了一位全球備受矚目的企業家，這一“升級”過程發生在3月9日，全球各大媒體開始紛紛聚焦這位中國內蒙古的牛奶企業領導人，當天他在哈佛大學發表了題為“中國企業及企業家慈善及社會責任的實踐與思考”的演講。

　　中國企業家一反往日談發展、談增長、談速度的“老”話題，而是把演講重點放在歐美企業界特別“時髦”的企業社會責任上，牛根生又特立獨行了一回。

　　哈佛的邀請

　　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直到3月18日告一段落，這天《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題為《新增財富給中國企業家帶來的思考》一文，文章甚至回顧了牛根生滿月時如何被生身父母用50塊就轉賣他人的“八卦”﹔而此前，《南華早報》對牛根生所投身的中國社會公益事業，其整個產業前景作了分析﹔《華盛頓觀察》則從牛根生引出了中西慈善文化的對比。

　　牛根生——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家，在他知天命的年歲突然進入到全球視野中。他隻在哈佛大學講了兩個鐘頭，但20天過去還“余波未平”。

　　每年的3月，一年一度的“亞洲商業論壇（Asia Business Conference）”都會在哈佛大學召開。會議探討亞洲與全球發展中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並邀請亞洲和全球知名的企業家與政治家前來參加。

　　與其他哈佛論壇不同的是，亞洲商業論壇是唯一一個由哈佛大學三個重量級的學院——肯尼迪政府學院、商學院和法學院共同發起（其他論壇多為一個學院單獨舉辦）的學術會議，由於其嘉賓規格之高、參與人數之多以及課題探討之前沿、深入，每一年的年會，都成為了國際學術界和西方媒體高度關注的“思想盛宴”。

　　今年的哈佛亞洲商業論壇主題為“重塑世界”（Reshaping The World），重點討論亞洲崛起過程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對周邊地區產生的影響。論壇分作兩天，牛根生的演講被安排在了第二天早晨進行，地點為奧裡奇會堂（Aldrich Hall），這是論壇三處演講地點中，可以容納觀眾最多的一處，位於哈佛主校區的中央。

　　嘉賓演講的題目各有側重，在眾多諸如貨幣政策、風險投資、私募股權、金融服務、企業並購等話題后，聽到牛根生帶來的企業社會責任命題，無疑是論壇上一股“清新的風”。

　　這天，牛根生打著那條任何正式場合都不變的領帶——綠底奶牛花紋領帶。演講8點45分開始，牛根生來得稍早了一些，他坐在台下再看了一遍講稿，等到主持人提到名字時，便起身大步走向講台。

　　婉言批評跨國公司

　　在這樣一個商業論壇上，牛根生有很多話題可以談：談談如何讓蒙牛在9年之內做到全國老大﹔如何在企業高速成長時，保証管理迅速跟上﹔如何通過技術研發加速市場競爭的變化，甩開對手﹔如何看待奶業的兼並重組，以及國內外資本的合作等等。但是，牛根生選擇了“企業社會責任”。

　　“在討論了一系列‘怎樣掙錢’的迷人話題后，我來談的卻是一個‘如何花錢’的話題。”這是牛根生的開場白。他繼續補充說，這是一個將積累起來的財富用於公益與慈善事業的話題。

　　三年以前，牛根生捐出了全部蒙牛股份，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家出資創立的慈善基金——老牛基金會。結合基金會這三年的探索，以及蒙牛這樣一個中國最大的乳制品企業在九年中所進行的社會責任實踐，牛根生在論壇上要與大家共同探討中國企業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之路。

　　不管是個人捐出40億港元成立慈善基金，還是企業提供1000所貧困小學師生免費飲奶﹔不管是帶動300萬奶農脫貧致富，還是通過技術改造降低制奶工廠的排放和能耗﹔牛根生在演講中都謙虛地表示，他做了蒙牛這個企業力所能及的事情，因為中國有句俗話“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

　　在當天的演講中，牛根生還通過數據介紹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現狀，“全球最大的通訊社之一路透社的報道指出，中國排名前50位的慈善人士過去的三年中，其捐贈額已經增長了8倍，在2007年度，這五十位企業家的慈善捐贈總額已達109億美元。這樣的一種增長速度，絕對可以與中國GDP的高速增長相媲美。”

　　而演講后，在接受《華盛頓觀察》採訪時，牛根生還將上述數據與美國慈善數據作了對比，批評了在華跨國公司捐贈力度不如民營企業。

　　據中國慈善排行榜——跨國公司在華捐贈排行數據顯示，2006年上榜跨國公司為24家，這些企業的捐贈總額為2.52億元，平均捐贈1050萬元。

　　“在華跨國公司，雖然來自擁有成熟的企業慈善文化的西方，在中國的慈善行為，相對於其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要落后於家底還薄的中國民營企業。”牛根生說。

　　祖國牛，企業家才牛

　　事實上，中國企業不僅在發展速度上追趕著外國同行，在企業社會責任上也同樣呈現這種態勢。牛根生對這個話題並不陌生。就在不到兩個月前，1月18日，他在位於呼和浩特市的蒙牛養殖基地發布了該企業有史以來的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作為世界500強公司的慣例，每年類似通用電氣、埃克森·美孚、沃爾瑪等一流大公司都會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報告內容往往涉及環境保護、節能降耗、職工權益保障等各種社會責任話題。

　　對於國內企業，特別在乳制品行業還是沒有先例。不過，牛根生願意做沒有先例的事情。在將總裁位置讓給老部下楊文俊后，牛根生雖然還擔任董事長一職，卻很少過問公司具體事務，而是專心經營蒙牛的形象，並把絕大部分的精力奉獻給了老牛基金會。

　　他坦承這樣特例獨行的做法有些人是不理解的，“我感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家人和周圍朋友親戚的不理解，覺得我們剛有點錢，怎麼這麼做？（這使我）顯得同周圍環境很不協調，社會上我也遭遇了很多不理解，比如有人就覺得，我錢沒地方放才這麼做。”

　　不過，牛根生自己並未被這些疑惑動搖過，他覺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人們不相信一個對環境不負責任的企業，對國家民族不負責任的企業，會對消費者真正負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負大責任，誰就能成為大品牌﹔誰負小責任，誰就隻能做小品牌﹔誰如果不想負責任，那就隻能走向‘慢性死亡’。”

　　從哈佛回來后，牛根生在他的博客中記錄下了一些感悟，他覺得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是創造財富最快的時期，套用馬克思的句式可以表述為：中國在最近3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比它過去30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這，正是我們今天獲得話語權的源泉所在。”

　　牛根生始終覺得現在他能夠站在哈佛講壇上，成為“第一個受邀在國際上講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家”，歸根結底與祖國的強大和國際角色的轉變有關。